谁到我的梦中杀死了弟弟 | 人间FM
以前在北京读书，有爸妈疼爱，有好成绩可以炫耀，为什么突然来到了这里？我觉得孤单，好像自己躺在看不到月光的房间里，慢慢地陷入静止不动的水中。
当我开始意识到梦有时候表达人潜藏的情感时，我开始恐惧起来。
在我十多岁的时候，经常梦见弟弟被人杀死。而我躺在一个河边上，是南方常见的那种小河流。我侧卧的脸镶嵌在乌黑的泥巴里，双腿像两条黑色的水草飘荡在河水的冰冷中。应该是春寒料峭的时节，我梦见自己吃力地爬起来，河边上的白瓦黑墙和没有长出一片叶子的树让人茫然，我看见自己一脸惊讶，发现地上有一把沾了血的菜刀。宽背短柄，乌青发亮。我一下子认识到，弟弟出了事情。于是梦里看着自己抄起那把刀，沿着河岸寻找弟弟和杀害弟弟的人……
SARS之后那个夏天，小学毕业的我迎来漫长的暑假。我和父母住在朝阳区来广营外来者聚集的地方，爸爸在堂哥的小作坊式的室内装修公司做事，没有五险一金，妈妈从事家政服务，好像同时为几家干活。
每年回安徽老家过年，我都借住在外婆家，那座小镇除了有很多的湖泊与河流，附近还有一条高架的铁轨。每次坐了通宵的火车，睡在外婆家带着湿气的枕头上，感觉轰隆隆的火车声就在枕头里不停晃动。
我从小视力很差，需要特殊照顾，于是打工的父母把我带到了北京。12岁那年，我被送回老家。事实上，那是爸妈眼中的老家，爸妈口中的亲人，对我来说它实在很陌生。现在，却要突然在这里长住。
那个年龄，我甚至不懂得怎么照顾好自己，爸妈却让我照顾好9岁的弟弟，而且强调我们之间有浓浓的血缘关系。对于陌生的弟弟，以及照顾他的责任，心里充满了反感。
我在北京四次转学，每次重新和陌生的人建立关系，都是人生中的艰难时刻，而与弟弟的最初相处，似乎比那个还要尴尬。
弟弟一直跟着外婆，其实就是留守儿童，只不过当年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概念。
外婆家的院子有一块菜地，我回去之前，那只养了六年的黄色狼狗刚刚死掉。那是我第一次吃到狗肉。外公给我盛第二碗肉汤时，铁锅里漂浮起狗的脑袋，黄色的骨头空洞而又邪恶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害怕起狗来。
父母把我安排到附近的乡镇初中，就回了北京，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我还没有和上五年级的弟弟熟络起来，只是偶尔一起用黑色背面的麻将搭建各种样式的城堡，表弟才上幼儿园大班，像个跟屁虫似的围着弟弟转。
以前在北京读书，有爸妈疼爱，有好成绩可以炫耀，为什么突然来到了这里？我觉得孤单，好像自己躺在看不到月光的房间里，慢慢地陷入静止不动的水中。
我讨厌在凉席上搭建麻将、不说一句话的弟弟，讨厌会吃光所有零食、周末被家长接走的表弟，讨厌明显偏心的外公外婆，讨厌不会说当地方言的自己。
后来，我又讨厌起了那个应该在老电影才能见到的乡村学校，太寒酸太土了，学生都坐在条凳上。我已经习惯了灯光明亮、桌椅整齐的北京的小学。
课堂上，老师奇怪的普通话里夹杂大量方言，让我无所适从，而我标准的普通话又会让大家先是好奇，然后远离，觉得我是这个地方的闯入者。
我只好一个人看书，一个人写作业，一个人去食堂买两块钱的饭菜，一个人从角落里吃完饭后在操场溜达，一个人走四十分钟回外公外婆家，一个人开着台灯学习。
除了那些，我实在不知道做些什么了。
回老家那年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带着戏谑的口吻开我和弟弟的玩笑，说爸妈不要我们了。对于爸妈的感情，我与弟弟注定不一样，而北京在他那里更是完全没概念。
北京的生活值得留恋吗？不好说。我有时候会嫉妒生活在外婆身边的弟弟，至少他不用自己做饭，而在北京的时候，我经常要照顾自己，有过一个星期连续吃白水煮面的日子。
外婆家吃的其实也不好。我们每天的早饭就是开水烫锅巴，加上一点自己腌制的咸菜。而表弟单独在自己的小屋里吃饭，每天都有一笼小笼包的。我和弟弟最初并没有感到什么差异。
与外婆家隔着一座桥的同学骑车撒把摔断了胳膊，我就每天骑着车带着他上下学。每天到他家，看到那位同学的早餐总是变着花样，才意识到父母在与不在身边的差别。他妈妈看到我的穿着，问我衣服是不是自己洗的，我才发现，我的衣服没洗干净，还有着斑点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留意一直在外婆家生活的弟弟——他的头发上总是有雪白的头皮屑，如果裤脚抬起来，会看到袜子经常都是不一样的。他已经习惯了被忽略，习惯了默默接受一切。
我和弟弟的衣服鞋子基本上都是七拼八凑出来的。我们的衣服是爸妈年轻时候留在家里没有带走的衣服，鞋子是各种亲戚不要的。印象最深的是老爸丢下来的浅棕色皮夹克，因为存放时间太久了而变得像塑料一样硬。可是，穿上一件没有破损的衣服当时已经是一件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了，至于皮夹克里面是什么，那是另一回事情。为了让自己上台领奖的时候好看一点，我会把厚厚的各色颜色交织的毛线衣穿在宽大的衬衫里面。有一次，班主任觉得我只穿一件白色衬衫会很冷，就过来握了握我的胳膊，衬衫里面是软软的毛线衣而不是有弹性的皮肉，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
不过我和弟弟很少为服装自卑，周围的同学没有谁的穿着特别出众，大家似乎对此没那么在乎。
我居然也引领过“时尚”——当我穿上舅舅退伍时发的绿色胶鞋时，学校里几乎一半的同学在跟风，那种不透气的鞋子并不怎么样，但在当时成为同学们努力追逐的时髦，他们想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寒碜。在乡村学校，一个成绩优秀的人似乎做什么事情，都成了理所当然。
初中三年，每一次考试都是我最开心的时候，从第一次月考开始，我就包揽了所有功课的第一名。在乡村中学，只要成绩好，即使你是一个古怪的人，老师、同学也会认为这是有个性。
但我的同龄人的家长也对我充满嫉妒。他们在背后添油加醋，嘲笑我的沉默寡言，我的视力差。每次从那条阳光被商铺遮阳板挡住的街巷里走过，被人指点，我会觉得一切都是一个下雨天的梦，到处充满了湿淋淋的声音。而我怎么也没有办法想起自己长什么样子。
月考、期中考、期末考，我盼望着考试，取得第一名才能让自己获得重视。连外公外婆都会给我多做点好吃的，在小乡镇里，每次考试第一名的孩子会成为议论的中心，家人在街坊邻居那里聊天也觉得有脸面。
过去，我不用帮外婆在院子里摘橘子，因为我个子矮，现在我高过了外婆，还是不用摘橘子，因为我学习好。不仅不用摘，外婆变成另一种偏心，会选大个的橘子给我吃。
爸妈过年回家给我买了一辆新的浅蓝色女式自行车，而弟弟用的是隔壁四爷家的老式车，二八大杠，破旧得快要散架。
每周外婆给我的一块零花钱，我都花在了邻居家的小吃摊上，而弟弟似乎一直在攒钱，他的业余时间，还是默默地堆砌麻将牌。
我读初二的时候，弟弟也来到这所学校。第一次月考之后，他变得更加沉默。即使约好了一起放学回家，他也总是以各种理由迟走。
我那时没有考虑到自己在北京受了六年的“良好教育”，以为好成绩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，因此，当弟弟初一考试只是几十名的时候，我很不理解——爸妈在外面那么辛苦，我们怎么能不好好念书呢？何况只有好成绩可以让我们骄傲地活下去。
一开始，我和弟弟商量每周末都一起学习，我帮他辅导功课。但我越来越没有耐心，在我看来很多常识的东西他都一窍不通。在我不耐烦的近乎喊叫的解释中，弟弟开始沉默得像一块石头。渐渐地，不管我问他什么，他都说“好的”。我问懂不懂的时候，他就说“知道了”。
弟弟的成绩越来越不好，我觉得努力帮他却没有作用，似乎受到伤害的是我自己。外公外婆也像我一样苛责着弟弟，没有人可以分担他内心的痛苦。我读初二之前，一直在前屋的楼梯拐角处学习，弟弟则在外公外婆的房间小床上写作业。那时，我为没有学习的私人空间而不满，却还没有想到，外公外婆每晚很早就打开电视，弟弟在那种环境里如何面对越来越失去兴趣的作业。
弟弟的成绩越来越差，后来索性很多作业都不做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到他的一打英语卷子都是空白，于是把卷子卷成直筒，狠狠地打他。他越沉默，我越生气。直接把他推到了外婆门前的街上，大声吼叫着，挥舞着纸筒。我想就是那一次，弟弟和我之间有了不可打破的隔阂。
为了省钱，我直接给爸妈寄了明信片，告诉他们，弟弟现在就是一棵被虫子蛀满洞的树，如果他们再不回来一个照顾孩子，弟弟会成为没有用的木头，而我会因为对他无能为力而疯掉。
爸妈没有回信。
我大学毕业后的一次年饭上，老爸突然说起这件事——当时他和老妈很伤心，但没有办法，如果一个人回来照顾孩子，这个四口之家很难正常维持。
我几乎忘了那封明信片，一瞬间心里像被打了一拳，原来十几岁的我伤害了全家每一个人。我原本与弟弟没有什么不同，唯一的“幸运”就是眼睛不好，随着打工的爸妈到了北京，获得了较好的教育机会，回到老家，仗着成绩好，渐渐骄傲到不近人情。
明信片没得到爸妈回复，我觉得弟弟这样下去不行，就让他晚上和我一起看书学习。我就像一个暴君一样，规定读书和休息的时间，完全不考虑两个人的节奏是否一样。当弟弟表现得不耐烦，或者作业写得不好，我就像野兽一样在半夜里对着他喊叫，甚至因为感到一种承担责任的骄傲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我想，那段时间街坊邻居又多了聊天的话题，而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的弟弟，只能把自己埋在沉默里，像一根地桩被水泥封盖起来。
有一次，弟弟拿了一本书给我看，是《幻城》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考试名次已经排到一百名左右的他又开始看玄幻小说了，我把他揍了一顿。那是弟弟唯一反抗的一次。我们相互吼叫着，用随手找到的一切相互砸摔，甚至拿起颜料互相涂抹，而弟弟因为没我高、没我壮，成了马戏团小丑的样子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我怎么和弟弟谈心或者打骂，他都不说话。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，想着我不能理解的事情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《幻城》讲的是兄弟之间的感情，在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里，有一个哥哥为了救弟弟，不惜一切。
我读完故事后哭了很久。
初中阶段，我和弟弟在沉默里互相忽视，天天见面后沉默不语，好像两个彼此不识别的信号。
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，我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，弟弟还是在玩他的麻将积木，小表弟早就搬到舅舅上班的地方上小学。
我很想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，过去三年，这里熟悉的一切让我感到隐隐的不安。老家多湖泊，多雨水，如果没有很大的太阳来晒晒被子的话，每过三四天，就感觉被子里充满了水分，但用最大的力气都拧不出来任何东西。那种明明被水包围却无可奈何的感觉，曾让我梦见失足掉进快要结冰的河里。
很快，我被省重点高中录取，我想要完全的自由，很强烈地向父母要求单独租住房子。房东是个老太太，阴暗的小房子没有窗户，甚至没有洗手间，我在一个桶里解决所有问题。然后每天躲避可能遇到的目光，把桶拿到附近的公厕里倒掉。我越来越讨厌这个行为，也讨厌远比初中时竞争更激烈的生活。
不管我再怎么努力，似乎别人都有办法打败自己。优越感消失了，我开始理解起弟弟来。
后来，弟弟的学习有了起色，如愿考上了同一所高中，而我从重点班到了文科班。妈妈住过来陪读，我们开始了三个人的生活。这时，留守儿童依然不是一个流行词汇。
每个周六，妈妈都会带着我和弟弟逛不大的县城，我和弟弟可以去报刊亭一人淘一本过期杂志——既要扩大阅读量，也要节省开支，我们一家四口的重担全都在北漂的父亲身上，他的头发掉得很快，就像北方的盐碱地。
记得当初，父母每年带着我回家过年，都对弟弟说，我们一家人很快就会团圆了，很快我们就有了钱，可以住在一起。但是一年又一年，对生活的这个期许迟迟没有出现。也许永远都只是期许。
至于那个梦？
那个被梦中自己注视的“我”从泥巴糊脸的河边醒来，捡起闪着湖面光线的菜刀，沿着河边继续蹒跚着寻找杀死弟弟的凶手。
但我再也没有重复这个梦境了。
我终于意识到，那个梦中杀死弟弟的凶手其实就是自己。
周树人写到周作人的文章很少，但《风筝》里却似乎表达了一切。因为年少的不理解，对于弟弟的误解和关心纠缠，发酵，最终酝酿成了一种类似“恨”的情感。但我再也不能回到过去告诉自己，请耐心一些，一切没有想的那么糟糕。也不能回到过去告诉弟弟，我很爱他，虽然我不能理解他。
现在我已经工作一年，他在山东一所医学院里紧张地准备考研，现实里我们联系极少，偶尔互相给一点鼓励。我想我们总算彼此达成了谅解，至少是适应了对方。
我甚至开始在雾霾的北京想念起家乡的雨水，因为雨后的天空总是蓝得让人敬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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